“我們不再是一個強國，也不會再這樣（成為強國）了。”
“由于我們夸夸其談、大吵大鬧、風險不斷、頑固不化，我們在貿易中獲得的利潤將更微薄，國庫將更加空虛、就業機會將更加稀少，未來將不再繁榮。”
這是英國前首相梅杰（John Major），在11月中旬告誡英國人的話。
對一個“大國”來說，這話聽起來是不是很“喪”？
要知道，英國是第一個將工業文明的曙光帶給人類的國家，也是全球第一個工業化國家，更是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世界霸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英國也一直是全球經濟總量排名第三的角色，僅次于美國和前蘇聯，直到后來被日本和德國超越。
日本和德國超過英國也就罷了，畢竟，大家都同屬西方陣營。最讓英國人傷感的，應該是被中國超越，而且差距還越拉越大。
其實，過去30年，面對中國經濟崛起，不僅僅是英國人感到“喪”，幾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會感覺很喪。
下面的這張圖就很能說明問題。
這張圖展示的是什么？
是過去30年中國的國運！
是的，從1990年開始，中國的國運來了，一直持續到今天。
01
1990年，中國民眾最關心的事情，莫過于亞運會了。
剛剛打開國門的國人，看到當時我國經濟與西方的巨大差距，民族自尊心受到沖擊，大多數國民，都把“為國爭光”的希望，寄托在體育項目上。從排球到乒乓球，從射擊到舉重，只要聽說中國拿到金牌，都能引發一波“愛國主義”熱潮。自得知北京獲得第11屆亞運會主辦權之后，全國人民熱情空前高漲，從政府官員到普通的教師工人，從耋耄老人到小學生，都在積極捐款，建設北京的亞運會比賽場館。
參賽中國代表團也不負眾望，參與了亞運會27個大項、308個小項的競爭，還有兩個表演項目，一共獲得183枚金牌、107枚銀牌和51枚銅牌，高居金牌榜和獎牌榜第一位。其他亞洲國家所獲得的亞運會金牌全部加起來，也抵不過中國的金牌數。
從此中國確立了亞洲體壇霸主的地位！
不過，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從國際上的經濟數據比較來說，這一年才是100多年來中國經濟真正的觸底時刻，中國經濟在人類歷史上的經濟占比，從來沒有這么低過：1.59%！
要知道，2000年以前，中國人口規模在世界占比一直都在1/5以上。
以全世界1/5還多的人口，連1/60的經濟規模都不到，對中國來說，這是怎樣的一種恥辱。
通常，我們都會把中國經濟崛起的時間，定位于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
但是，從國際上可比較的經濟數據而言，中國經濟的真正崛起和騰飛，則是始于1990年。因為，從這一年開始，到如今整整30年時間，不管國際政治經濟風云如何變幻，中國經濟的世界占比，一路昂頭向上，再也沒有下降過。
1992年春節前后，已正式告別中央領導崗位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廣東發表了重要談話，為中國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這就是“南巡講話”。
如何擁抱市場呢？
國內市場的價格管制已經放開，接下來，只能接軌國際市場。
要和國際市場并軌，第一步，就是先把人民幣的匯率給并軌了！
改革開放伊始，外匯稀缺，國內物價水平波動也很大，所以政府實施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當時存在著兩個匯率牌價：官方匯率與調劑匯率，而官方匯率一直遠遠高于調劑匯率——在1993年，外匯調劑市場上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為8.7，官方匯率為5.8。但，外匯調劑市場的外匯交易額占比達到了8成，由此引發不少有權勢、有門路的人的套利活動。
與高估的官方匯率對應的是，因為前一時期貨幣超量供應，1993年中國物價暴漲，官方CPI數據就達到了15%，國內外對人民幣幣值的信心不斷喪失……
與此同時，國內剛剛興起的證券公司和商業銀行互相勾結，國內金融市場的匯率投機盛行。于是，兼任央行行長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一方面出臺16條措施，從商業銀行剝離證券公司，另一方面在1993年底宣布，1994年元旦起實現匯率并軌。
1994年元旦，人民幣匯率如期并軌，官方兌美元匯率，瞬間貶值50%，變成8.7。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維持在8.3附近。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選擇外匯儲備作為印鈔抵押品，相當于借助美元信用來為人民幣背書。
穩定的匯率為外貿經濟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完整的基礎工業，開放的思維，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廉價的土地資源、友好的招商政策，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使得全球制造業的產業鏈，從90年代中期，開始一步步地向中國轉移。
2001年，中國加入WTO，世界經濟從此進入中國表演時間。
隨著出口關稅下降和貿易壁壘的消除，中國特有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基礎設施優勢和大工業生產優勢開始顯現威力，直接投資 FDI猛增，先是大量境外制造業向國內轉移，隨后，外貿出口和貿易順差開始出現大幅增長，中國國際收支順差持續擴大，外匯儲備一路猛增。
1990年，中國的GDP只有360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經過10年的臥薪嘗膽：
2000年，中國GDP超越意大利，變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過法國，位居第五；
2006年，超過英國，位居第四；
2007年，超過德國，位居第三，此時GDP為3.55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4。
2010年，超過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過10萬億美元，達到美國的60%，成為二戰以后第三個達到美國經濟60%的國家（前兩個是蘇聯和日本）……
從此中國確立了亞洲經濟霸主的地位！
面對龐大的外部需求，與中國經濟規模一起崛起的，是中國的產業鏈。
現在，我們常常聽到一句話：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完整產業鏈的國家。
這句話的言下之意，大概就是說我們的產業鏈如此完整，我們不怕美國封鎖和制裁，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工業制造的產品，雖然質量差一點兒，但我們完全可以都做到自給自足……
不得不說，這個理解非常錯誤。
制造業的產業鏈并非一個抽象概念，它實際上包含了價值傳輸、企業生產、供需鏈接和空間轉移4個維度。只有這4個維度互相緊密對接，才會有所謂的“產業鏈”。
我們所謂“完整的產業鏈”，其實只是指企業生產這塊兒，我們有人，有機器，有點技術，可以生產出來……
但產業鏈的核心，是價值傳輸，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價值鏈，只有把生產出來的東西，匹配到相應的需求上，并正常實現空間轉移，送達消費者手中，然后，所有參與機構，都在產業鏈中貢獻自己的能力，同時收獲價值，這才是完整的產業鏈。
也就是說，產業鏈的根本意義，在于有終極消費者買單，在消費中創造價值。僅僅有企業生產能力的產業鏈是殘缺的，而且長久下去，必將走向衰落和消亡。
實際上，中國全產業鏈生產的基礎——大工業生產，并不是在1990年代憑空出現的，而是此前40年產業不斷積累的結果，只有這種基礎的工業生產體系，結合龐大的海外消費市場，才會逐漸形成產業鏈。
很多人應該知道，前蘇聯在60年代前后，曾經擁有比中國還完善和龐大的工業基礎，蘇聯人研發出來了3進制的計算機，還開發出了類似于今天互聯網的東西，一個叫列昂尼德-庫普里揚諾維奇的工程師，甚至還發明了更輕更小的便攜式移動電話——在1965年，已經可以在200公里內有效工作……
但這一切，在計劃經濟的“指導”之下，沒有一樣東西創造出商業價值。
有先進的技術和理論，有完整的工業基礎，有計劃經濟的基礎研發投入，但沒有商業應用，沒有商業價值，沒有消費者買單，這一套強大的工業體系和所謂的“全產業鏈”，到蘇聯解體前后，基本上已消失得無影無蹤，蘇聯人連個電風扇和暖水壺都生產不好……
過去30年，經過我們一點點的奮斗和努力，我們建立起目前可稱之為全球最完整生產鏈的制造業體系，但真正完整的產業鏈，除企業生產鏈之外，還是要堅持走市場經濟道路，還是要實時與國內外市場對接，還是要把企業生產能力變成海內外消費者購買的商品……
未來，我們的國運能不能延續，直白點兒說，就是要看這個產業鏈會不會維持和延續。
更深一層說，就是要看我們還是不是堅持市場經濟道路，是不是繼續對內和對外擴大開放，中國企業是不是繼續有能力從生產鏈向價值鏈、空間鏈和供需鏈上延伸……
02
產業鏈，當然不是中國在當今世界競爭力的全部。
在匯率改革的同時，1994年中國將國家稅種劃分為中央稅、地方稅、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建起了中央和地方兩套稅收管理制度，同時施行中央財政對地方財政的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等制度，這就是著名的“分稅制改革”。
分稅制改革，將原來隸屬于地方的諸多稅收收歸中央，極大地壓縮了地方政府的稅收分成。但是，根據中國幾千年一貫的行政治理模式，涉及地方民生的諸多問題，責任歸地方，權力歸中央，權責不匹配之下，地方政府急于找到新的財政收入來源。
鑒于地方政府錢袋子太癟，中央政府就把當時只在深圳特區試行的土地拍賣制度，擴展到了所有城市，地方政府被允許拍賣和出售城鎮的土地，然后用得到的資金，補充地方財政收入——這就是現在被我們不斷詬病的“土地財政”。
以城鎮原本廉價的土地作為資產，將其很長一個時期內的使用權（國外則直接是土地所有權）抵押給想要通過開發土地而賺錢的人，可以將未來的巨額收益一次性變現。拿著這個錢，政府可以修建多種公共服務設施，從而大大改變城市的面貌，而開發商們拿到土地，則可以開發成相應的工廠、住宅、市場等，這進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服務功能……
土地財政的本質，就是把土地價值緊緊握在政府手中，以土地為信用基礎，積累城市化發展的原始資本。正是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土地——房子——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國城市的狂飆突進中，被緊緊地纏繞在了一起。
我幾乎可以肯定地說，這是中國經濟崛起的奧秘所在，其他的主要發展中國家，幾乎都因為各種原因，無法復制中國的這一進程。
為了開發土地價值，1998年7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其核心就是，取消單位福利分房，實現居民住房貨幣化、私有化。為配合這一政策，央行已經準備好了金融政策和工具，《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及時出臺，倡導居民貸款買房。
因為傳統文化和長期計劃經濟思維，當時中國居民部門負債率接近于0，這對于現代社會的信用經濟而言，可謂是一塊待開發的超大型金礦，我們的鄰居日本，房地產開發在1980年就已經被應用到經濟擴張中，并促成當時日本的GDP雄踞世界第二。
除倡導和鼓勵居民貸款買房，當時的各大城市，相繼出臺了買房抵個稅、買房送戶口等政策紅利，銀行更是全力配合居民貸款買房，房地產企業也大干快上，此后一直到今天，房地產投資以每年20%的增速飆升……
關于房子的大時代到來了！
當時身處其中的人們，如果能夠嗅到一絲氣息，敢于負債在大城市買房的話，今天的他們，應該早已輕松實現“財富自由”。但在當時，借錢買房的思維顯得特別不合時宜，這，不僅與計劃經濟下福利分房的傳統觀念背道而馳，而且與幾千年來中國量入為出的節儉文化和思維習慣相反。
可惜的是，任何一個時代的財富積累，通常與絕大多數人的認知相反，只有那些能最先嗅到時代變遷氣息的幸運兒，才能夠立于財富的潮頭。
從1998-2005年，中國大城市的房價上漲尚算溫和，但隨著房價的逐漸上漲，從2006年開始，許多人意識到了房子作為“資產”的價值。于是，買盤洶涌而來，而萬科等房地產開發商，更是傾盡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拿地、蓋房，賺得盆滿缽滿，擠滿了那些年的中國富豪榜……
為什么房地產可以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一方面，居民的房子貸款和房地產商的企業貸款，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貨幣供應，促進國內經濟要素的流通，另一方面，房地產本身關聯著眾多的上下游產業，如水泥、鋼鐵、建材等，進而還可以促進生產和消費，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所以，伴隨著房價一路飆升的，是中國債務和貨幣供應量同步快速上升。
從1999年到2020年年末，中國居民部門貸款，從接近于0爆漲到61萬億元，其中，房貸就接近40萬億元。
信用貨幣時代，貨幣與債務，就是硬幣的正反面。所以，伴隨著債務一起激增的，是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一路飛奔：
1993年底，中國廣義貨幣總量僅有3.5萬億元；
1999年底，已經擴張到了12萬億元；
2007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擴張到60萬億元；
然后，在2020年10月份，這個數據是215萬億元。
大多數人，可能只是關注到房價和貨幣供應數據，沒有注意到的，是土地財政的另一面——基礎設施建設，而這才是中國的制造業在世界上競爭力的關鍵。
依賴土地開發收益（大城市高房價的源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在1/4個世紀里，通過天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徹底重塑了城市化進程，過去30年幾乎有5.5億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這重塑了中國社會，也讓中國真正變成了一個以城市文明為主的現代化國家。
中國從“八五計劃”開始，開始持續加大對農業、水利、能源、交通、郵電通信、原材料（鋼鐵、煤炭、煉油等）等基礎設施行業的投入；1990年到2002年，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累計投資高達8萬億元，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6%，明顯高于同期全社會整體投資增幅。在那12年里，中國的公路總里程從102萬公里變成了176萬公里，幾乎翻倍，而每年新建公路里程數，是以往的3倍以上；鐵路運營總里程也從原來的5.3萬公里，增長到7.2萬公里。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基礎設施，才撐得起中國加入WTO后，整個產業鏈的飛速擴張，也吸引著外資蜂擁進入中國。
隨著中國加入WTO之后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先進，高速公路迅速在全國成網，高寒的青藏高原也通了火車，高鐵開始出現并聯網，各個城市的水網、燃氣、電網、軌道交通等，也越來越完善。
也就是說，加入WTO之前，中國就一直努力把鋼用到刀刃上，把錢花在基礎設施建設上，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國也并沒有放松基礎設施建設。
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因東部的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完善，中國的基礎設施開始向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傾斜，全國一盤棋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2019年底：
中國鐵路運營總里程高達13.9萬公里，其中高鐵里程高達3.5萬公里；
中國公路運營總里程達到501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就達15萬公里；
民用航空機場238個，年通航量100萬以上人次的航空機場就有106個；
內河航道12.7萬公里，沿海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有2100個，全國生產用的泊位碼頭更是多大2.3萬個；
此外，中國城市軌道交通6200公里，發電量7.5萬億千瓦時，水泥產量23.3億噸，鋼產量9.96億噸……
基本都位居世界第一。
正是在這些基礎設施的支持下，中國國內、國際運輸量都飛速增長，經濟蓬勃發展，2019年全年完成營業性客運量176億人，完成旅客周轉量3.5萬億人公里，完成營業性貨運量462.24億噸，完成貨物周轉量19.4萬億噸公里。
總量的數字，很多人可能沒感覺，我把它具體到14億人身上你就能感覺到了：
2019年一年，14億中國人平均每人出行12.6次，平均每人移動2500公里，平均每人搬動33噸貨物，而且平均每人搬著1噸的貨物移動了1.4萬公里……
經過過去30年的發展，無論高鐵還是高速公路，無論是港口碼頭還是發電設施，中國的基礎設施狀況，目前正處于良好運營狀態，與美國陳舊、老化的公路、鐵路、電力設施，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些基礎設施，再用個10年、20年，應該問題不大。
03
在90年代中期，除了匯率并軌對中國人影響巨大之外，還有一個影響深遠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國高校招生的并軌與后來的擴招。
現在，讀著我這篇文章的你，有很大可能，就是并軌和擴招之后的大學生。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之后，中國的高校，一直施行統一招生、免費入學、國家投資、統一分配的高校模式，這也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的做法。然而，這種做法的矛盾在于，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太多，而國家招生名額卻太少。
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中國高校先后發明了“定向培養生”、“委托培養生”、“自費生”等模式，而不同的模式，高考分數線也都不一樣，所以被稱為“雙軌”。
所謂“并軌”，就是在高考招生中不再考慮這些區別，統一劃定分數線，統一收取學費，統一不再安排工作，這相當于徹底打破了計劃經濟的高等教育培養模式，只要你滿足高考分數，就可以上大學，而且賦予所有大學生以自主擇業的權利（當然，政府也放棄了分配的責任）。
到1999年，高校招生并軌任務基本完成后，教育部又出臺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文件提出要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學率，鼓勵各大高等院校，在師資力量滿足的條件下擴大招生數量——這就是接下來著名的“大學擴招”。
此后，中國的大學生數量如同井噴：
1990年，錄取人數61萬，畢業生61萬；
2000年，錄取人數221萬，畢業生95萬；
2010年，錄取人數657萬，畢業生575萬；
2020年，錄取人數867萬，畢業生874萬。
大多數人只是感覺，大學生數量越來越多，卻沒有想到，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恰恰就是中國最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一群人，他們才是中國保持國運最關鍵的要素。
畢竟，無論什么樣的故事，什么樣的話術，國運的核心還是在人，每個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一個國家的國運的根本。
2001年，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提出了“金磚四國”的概念，特指當時新興市場中最有發展前景的四個大國，巴西（Brazil）、俄羅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國（China），用這4個單詞的首字母組合（BRIC），與磚的發音相同，后來，南非（South Africa）于2010年加入，變成了金磚五國（BRICS）。
2008年以前，依賴于售賣資源，巴西、俄羅斯、印度的經濟，還基本跟得上中國。但，經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檢驗之后，只有中國經濟，變成了經過火煉的真金，而其他4個國家，都被火燒成了真正的磚頭。
從30年前到現在，以當時的美元計價，中國經濟規模增長了40倍，而印度則增長了9倍，巴西增長了4倍，南非和俄羅斯，都是僅增長了2倍左右。巴西、南非和俄羅斯都已經明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于印度，印度根本就還沒走到“中等收入”呢！
豈止是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經濟與中國相比，變成了磚頭，其他3個最近30年全球最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尼，與中國的經濟崛起相比較，一樣是磚頭（見下圖）。
為什么會如此？
除了資源詛咒（巴西、俄羅斯、南非都是全球著名的資源國）之外，最核心的要素，是中國擁有較完善的制造業，并擁有與全球第一制造業產值相匹配的人才體系。
根據中國科協發布的《中國科技人力資源發展研究報告（2018）——科技人力資源的總量、結構與科研人員流動》，不考慮專升本、死亡及出國因素，截至2018年底，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達1.015億人，規模世界第一。根據可比參照，中國專科及以上學歷的科技人力資源，相當于美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這就意味著，中國有1億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我們都知道，美國科技公司的電腦工程師位居美國最高薪四大職業之列（其他三種是律師、醫生、金融），其平均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即便是本科剛畢業的程序員，錄用年薪也在7萬美元左右……
難道，是科技公司的資本家們都特別善良，所以主動給員工高薪，讓大家共同富裕么？
當然不！
是因為美國培養的電腦工程師太少，所以他們不得不給出這么高的薪水招人。
有人統計了2000年后美國理工科各專業每年的招生名額，結果發現，社會/行為科學、生物/農學之類的軟理科專業占比在85%左右，而如數學/數據/計算機科學、工程學以及自然科學之類的硬理科專業，占比只有15%左右——單獨說電腦工程師專業招收到的生源，一年也就4萬人，根本滿足不了美國發達的科技產業需求。
所以，美國科技產業，不僅為電腦工程師開出高薪，還招收眾多印度或中國高校畢業的電腦工程師來補充……
2020年初，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和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SB），共同發布了最新一期的《2020科學與工程指標》，向總統和國會匯報美國的科學、技術和工程發展的情況，并與其他國家、地區和經濟體進行對比。
根據其文中數據，中國在2016年授予科學與工程類學士學位170萬個，美國授予80萬個，歐盟28個國家授予100萬個，在過去十年中，中國授予的此類學士學位數量增長了一倍，且增長部分主要來自工程學。
無怪乎，有美國的智庫哀嘆說：
在過去10年里，中國所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美國、歐洲、日本和韓國加起來還要多，是美國數量的4倍，而得益于美國的研究生院的幫助和培養，中國大學也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學和工程學院，美國還有五分之四的計算機科學和電子工程博士學位，授予給了外國學生，其中中國學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美國智庫的哀嘆，正是中國人才競爭力所在。
在這些工程師人才的支持下，中國制造業最近10年，在全球一騎絕塵，打遍天下無敵手，占到了每年全球制造業總產值的30%，相當于美國+日本+德國的總和。
為什么制造業這么重要？
因為，制造業可以把原始的資源，經過復雜的工業生產，轉換成有價值的商品，而參與制造的勞動者也可以從中得到報酬，這變成了一個國家國民的就業與收入，然后這些商品再形成購買力，就會促進經濟的良性增長。
另一方面，擁有強大的制造業，多數居民的消費品不需要進口，這樣就會較少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從而為居民收入的切實提高做出了貢獻，匹配這些制造業的工程師數量，也決定了一個國家中產階級的人數。
更重要的是，因為有了這些工程師們，即便是個別制造業企業生產，因為某些原因被中斷，其他的企業立即就可以補充上來——有了如此龐大的工程師群體，只要制度成本、土地成本等不無限抬升，不出現限制工程師們自由的國家政策，中國制造業已經成為了最龐大的不死鳥。
簡單說，對于一個大型經濟體來說，沒有制造業，就沒有未來，而培養一個與制造業體系相對應的工程師體系，則是制造業發展的必要條件。
二戰之后，除一些小型經濟體之外，世界上只有兩個人口在3000萬以上的國家，從低收入跨入了高收入水平，而它們都是依賴于制造業起家的——這就是韓國與日本。
現在，中國正在復制日本和韓國的路徑，只不過，中國的人口更多、中國的制造業更龐大、更完善，中國的工程師也更勤奮、更刻苦、更努力，人數更多。
隨著中國源源不斷的大學生畢業，中國的工程師數量也會不斷增加，而中國的制造業總產值，在可預見的將來，在全球份額還將持續擴大，甚至占到世界制造業總產值的一半以上，接近美國二戰結束之時的水平。
想想看，中國制造業產值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還能保持多久，源源不斷的工程師生產還能持續多久，這些工程師們自由選擇的時間還能持續多久，中國的國運就還能持續多久。
04
中國過去30年的國運，依賴于產業鏈+基礎設施+工程師；
中國未來的國運，還是會依賴于產業鏈+基礎設施+工程師。
可以說，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除非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或者是國家政策的突然轉向，只要中國堅持市場經濟的道路，只要中國堅持對外和對內開放，只要中國政府不限制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自由選擇，那么我相信：中國的國運再持續20年甚至30年不成問題。
然而，如果從中短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并非沒有隱憂。
2011年，美國HBO電視頻道出品了一部講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片，名字叫做《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電影中有一個劇情編排，頗為發人深省。
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開幕，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Hank Paulson）帶著外孫女前來出席開幕式，中國領導陪同，順便討論中國購買的美國房利美、房地美債券的安全，領導就給美帝的財政部長上了一課：你們國家背負的沉重的債務，這是你們的一處致命弱點。
的確，2008年之前，美帝背負著沉重的債務，所以它們爆發了全球金融危機，更重要的是，從2008年到現在，美帝的沉重債務不僅沒有減輕，而且還加重了……
可惜的是，也正是從2008年開始，中國也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而且并不次于美國。
從絕對值上來看，中國2008年以來的新增債務，占到所有發展中經濟體債務的一半以上，而這些債務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借新還舊的不良債務，這是最麻煩的地方。
我所說的隱憂，正是債務高企，可能會引發經濟或金融危機的隱患。
名義上，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目前總的債務水平與GDP的相對比值，卻比許多發達國家都還要高，更是遠超出任何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水平。
實際上，目前中國的實體經濟債務/GDP，已經處于歷史上的最高水平。
眾所周知，債務負擔過重會引發一系列的違約事件，進而導致一個經濟體爆發危機。
自2016年以來，中國前些年借貸的債務，開始出現大量違約事件，以信用債違約為例：
2014年中國僅有不到15億元的債券違約；
而到了2015年就勁增到了接近400億元；
2018年則達到了1200億元；
2020年僅上半年的違約量就已經超過800億元……
05
按照達里奧的債務周期理論，一個國家發展周期，通常經歷五個階段，每階段約20年。
第1階段：國家很貧窮，人們也覺得很窮。
在這個階段，人們收入很低，大多數人連維持生計都成問題，因為錢很稀缺，所以他們對每分錢都很慎重。
雖然在政府的操縱下，貨幣還是會不斷貶值，但因為儲蓄不足，除了不負責任的政府對外負債之外，社會整體上不存在債務問題。
第2階段：國家正在快速致富，人們仍然覺得貧窮。
該階段人們的表現與上一階段類似，但人們已經基本能維持生計，因為人們擔心未來，他們還是努力工作。
國家經濟以出口為導向，以賺取有國際信用的貨幣為目標，整個國家的儲蓄和投資量迅速攀升，先行一步的人們，開始對黃金、房產、債券、股票進行投資。
從國際上看，由于這些國家通常會采用固定匯率，讓本幣維持被低估的狀態，這樣勞動率和國內投資成本較低，所以它們在國際上能保持競爭力，國際收支將持續保持盈余。
更進一步，它們會將利率與國際貨幣儲備國掛鉤，利用出口帶來的外匯儲備增加，刺激國內的信用同步增長，同時產生良性的通貨膨脹。
第3階段：國家是富有的，人們也覺得自己富有。
由于之前對基礎設施、資本商品和工業研發的投資，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生產效率，人們收入快速增加，接近世界高水平。
同時，社會心理普遍從重視工作與儲蓄，防止經濟不景氣遭受挫折，向提前享受、投資賺錢的生活態度轉變——
社會心理發生大變化，是因為社會主體不再是那些從苦日子里挺過來的老一輩，而是沒有經歷過貧困時期的新生代，他們樂于負債，樂于消費和支出，對休閑娛樂和奢侈品的支出會大幅度增長。
越來越多的商人和投資者，開始在勞動成本低且與自己國家有共生關系的新興國家進行投資以獲取更高回報。
同時，本國資本市場和貨幣在全球發展到舉足輕重的地位，吸引了大量的國內外投資者，該階段的大國，通常會成為世界經濟和軍事強國，為了獲取并且維護其全球戰略利益，它們會大力發展軍事。
第4階段：國家不再富有，但人們仍然自以為富有。
很長時間的富裕，讓人們對未來持樂觀態度，大膽進行負債消費，債務杠桿逐漸上升，那些成長于良好社會經濟環境下的人成為社會中流砥柱，雖然實際收入的增長率已經下降，但人們不愿意控制支出，國家儲蓄率下降，負債不斷增加。
由于消費支出維持在高位，所以表面看上去似乎還很富有，但實際上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已經不斷惡化。
由于對基礎設施、資本產品和研發的有效投資在不斷減少，而對民眾的福利卻一直不能減少，城鎮顯得老舊，基礎設施低效，國際收支狀況不斷惡化，國際競爭力變弱。
在該階段末期，大多數國家都會產生“雙赤字”——國際收支逆差和財政赤字。
然而，由于資產升值，提升了人們的借貸能力，對于全社會加杠桿提供了支持，如此循環往復，直到泡沫破滅——
該階段末期最典型的特點就是：經濟和金融泡沫反復出現并破裂。
第5階段：國家通常進入長期經濟衰退階段，而人民卻一直無法接受現實。
經濟泡沫破滅后，債務去桿杠化開始，私人債務增長、私人部門支出、資產價值和資本凈額都處在一個自我增強的負向循環周期中不斷下降，政府債務、財政赤字和中央銀行印鈔量相應地快速增加，中央銀行不斷削減利率，以幫助所有債務人，同時通過貨幣刺激提高名義經濟增長率，使其高于名義利率，減輕債務負擔，因為大多數人都債務高企，人們對貨幣貶值喜聞樂見，在此階段的國家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在不斷下降。
這個債務周期理論，并不那么完美，但基本能解釋各國的經濟發展階段與債務的關系，至于為什么每個階段持續20年左右，是因為每一代嬰兒長大到成年，需要20年左右的時間。
根據這個理論，簡單判斷：
文章開頭提到的英國，其實很典型地處于第五階段；
美國，則是處于第四個階段的末期。
至于中國，略略有點兒復雜。
從時間和發展階段上看，中國最多也就處于第2階段末期或第3階段初期，但如果從債務規模及其與經濟的相對比例來看，中國又像是第3階段晚期。
但不管怎樣，鑒于中國目前的債務問題，依然有可能通過發展來解決，中國肯定不是第4或第5階段的情況。
所以，如果國際上的局勢不發生重大變化的話，可預見的將來，只要我們自己不折騰，中國國運延續過去30年的升勢，將是大概率事件。
至于，2020年的疫情爆發，只不過是更加凸顯了中國的國運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