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可以忽視黃奇帆對大勢的看法。作為一名資深的經濟研究學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的黃奇帆，看問題總是鞭辟入里，總能一下子透過現象看穿本質、洞悉大勢。
2023年已至，中國經濟未來將去向何方？2035年，中國是否能趕超美國？中美脫鉤下，中國能否自成體系？目前哪些領域還存在短板，又該怎么補？
這些大問題牽動人心。黃奇帆對此曾有過一些思考。本文摘編自黃奇帆新書《戰略與路徑：黃奇帆的十二堂經濟課》，我們整理了黃奇帆對中國經濟未來、“十四五”規劃、新發展格局、中國制造業、中美關系等熱點話題的看法，經出版方授權發布，希望對你有幫助。
1/ 2035年，中國經濟將邁上“三大臺階”
當前，我們正處于兩個百年的交匯點，處于全面小康后成為現代化大園、現代化強國的新階段，是我們向百年強國發展目標邁進的關鍵階段。
我們現在常說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未有的大機遇，等等。在這個百年當中，也許大家會說歷史是一年一年堆積起來，任何一年都有其意義，所以每一年都是重要的。
這話沒錯，但量變引起質變，在一百年里每年都在產生量變，但這個過程中，總有某幾年是量變引起質變的拐點或上新臺階的質變點。
從現在到2035年，將是十分關鍵的12年。這個12年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12年，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真正發生“變局”的12年。這12年中有3個臺階，多少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標，這個時候出現了。
第一個臺階：
到2025年，中國將跨過中等收入上限，進入世界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2021年到2025年，即“十四五”期間，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將從2020年的1.13萬美元，增長到2025年的1.4萬或者1.5萬美元。
我們不說高增長（6%或7%），我們就算這5年每年增長 5%，按復利計算，5年就差不多會有百分之三十幾的絕對值的增長，到2025年人均國民總收入就會達到1.4萬或1.5萬美元。
這就是一個質變點，它有什么意義呢？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的收入劃分標準：人均國民總收入1036美元以下屬于低收入國家，我們中國人把它叫作溫飽階段；1037美元到4045美元之間的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4046美元到12535美元之間，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12535美元以上，屬于高收入國家、富裕社會。
2020年我們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10500美元，屬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再經過幾年的發展，到2025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至少將超過1.3萬美元，擺脫中等收入上限，進人世界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里有個歷史現象，從1970年以來，差不多50年時間，全球233個國家和地區，除了80個國家和地區屬于高收入國家（經濟體）外，其他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大都停留在中等收入這個階段，還有近30個國家和地區是低收入，現在年人均國民總收入還在1036美元以下。
問題是這50年來居然沒有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從5000、8000、9000美元跳上去進入1.3萬、1.4萬、1.5萬美元。一些國家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這些國家仍然陷入增長的停滯期。
由于世界上12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四五十年沒有跨過中等收入階段，所以有許多經濟學家把它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全球有80個富裕國家和地區，包括歐洲37個、美洲21個、亞洲14個、大洋洲7個、非洲1個，全部人口約11億，其中美國3億多，日本接近2億，歐洲有四五億，一共加起來10億，再加一些小國湊在一起約11億，就是富人俱樂部。
但中國一個國家就是14億人，一旦跳過中等收入上限，一下子就會讓世界富人俱樂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增加一倍多，在25億里邊我們占了14億，55%左右。
講這段話的意思是，世界富人俱樂部將出現結構性的變化，這是第一個臺階。也就是說我們中國改革開放奮斗40多年，進入了高收入國家，并且讓世界高收入國家人數增加一倍多，這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第二個臺階：
到2030年左右，中國GDP總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預計今后10年中國經濟將至少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長率，到2030年以不變價計算的GDP將達到160多萬億元，加上通貨膨脹因素，以現價計算的GDP將達到180萬億元，折合美元約28萬億；預計美國按年均2%左右的增速，10年后大體也會達到28萬億美元左右。
在“十五五”期間，就是到2030年，中國的GDP總量趕上并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盡管我們的人均GDP還處在高收入國家梯隊的中游，但是總量超過美國，亦是一個影響巨大的、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根據經濟歷史學家安格斯?麥迪遜的計算，在康熙、乾隆年間，中國GDP占全球40%，1820年時為32.9%，仍是世界第一；但到了近代，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到1980年時占世界1%不到，僅相當于當時的荷蘭。2020年我國GDP占世界比重為17%，預計在今后的10年，會進一步升至25%左右。
到那個時候，也就是在2030年前，我們總量會超過美國。美國現在是全球第一經濟大國，2020年GDP為20.93萬億美元，我們現在的經濟總量是美國的70%左右。
我國近10年應該能保持每年5%的增長，到2030年一定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也就是說，經過了200多年，中國又回升到世界經濟總量第一，這是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義的。
第三個臺階：
到2035年，中國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提前15年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2035年遠景目標里，寫了這么一句定性的話。這里有幾層內涵。
第一，高收入國家收入標準是人均GDP在4萬美元以上。目前，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在4萬美元以上，美國在5萬美元以上。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是在2萬-4萬美元之間。
我們國家2021-2035年這15年，如果用人民幣不變價增長率來算的話，15年里只要年平均增長率4.7%就能做到總量翻番，按美元計價的人均GDP以2020年的1.13萬美元增長到2.2萬美元。15年里平均每年增長4.7%，這是很保守的、很穩當的一個目標，是一定能做到的。
第二，按照剛才講，人均GDP 1.13萬美元翻一番，達到2.2萬美元以上，是以2020年的不變價、靜態來算的，但實際每年的貨幣是有通貨膨脹和匯率波動的：1. 每年總有至少2%的通貨膨脹。假定說每年2%，15年通脹至少有30%以上，如果考慮到通貨膨脹因素，以不變價計算的2.2萬美元，屆時現價人均GDP折合美元完全可能達到2.6萬美元以上；2.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現在是按接近1：6.9算的，今后15年，人民幣升值是大概率事件，如果到2035年是1：6的匯率，那人均GDP有可能是3萬多美元了。
也就是說，到2035年中國實現高收入國家中的平均線、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的遠景目標，人均GDP達到2.6萬-3萬美元是可以想象的，這樣我們就提前15年實現了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目標中的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國家的前景非常燦爛、非常鼓舞人心。
以上講的遠景目標、邁上3個臺階的概念，這3個臺階都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義、轉折點意義的。所以我說這12年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12年里中國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中國經濟總量能夠成為世界第一，中國能夠把原來20世紀80年代定的2050年的目標提前15年實現。
這么想一想，這12年的確是非常重要，中國進入新時代，我們講的新階段、新戰略、新格局，都體現在這3個臺階里。
2/ 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將出現5個新特點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關口，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們謀劃中國經濟下一程的重點內容。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加快形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大戰略做了詳細規劃。這個新發展格局是我們今后長遠的發展戰略。
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將會給國民經濟帶來一些什么樣的基本特征呢？這個戰略新路徑會給國民經濟格局帶來哪些重要變化呢？
我認為，我國經濟會出現5個新特點：
1. 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將更多地依賴內需拉動
加人世貿組織后，我國外貿依存度在2006年時達到最高，為64%。這幾年慢慢降下來，到2019年時為32%。
未來，隨著中等收入人群進一步增加，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將進一步凸顯。過去靠國際市場高度消費的外循環來拉動中國經濟的格局將逐步轉變為由我國自身超大規模市場的多層次、多樣化消費牽引內循環、促進雙循環的新格局，外貿依存度將逐步降到25%左右，經濟運行將更加健康高效。
過去，我們的民營企業要到“客場”爭奪國際訂單，現在在我們自己的本土“主場”就可以站起來了。
主賽場更具廣闊天地。不僅如此，在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將不再以順差為目標來一味擴大出口，而是以適度擴大進口、實現進出口平衡為目標。
對世界來說，中國是全球最具潛力的大市場，預計未來10年累計商品進口額有望超過22萬億美元，服務進口總額將達5萬億美元，兩者加起來超過27萬億美元。這么龐大的市場需求必將對世界經濟帶來直接而持久的拉動。
2. 我國的工業體系將會更有韌性、更加安全、更有質量和效益
盡管我國現在的工業經濟規模世界第一，但我們不得不說，我國的工業體系在30多年的外循環為主體的運行方式下，存在著3個明顯短板：一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加工業效益低的問題；二是低端低質量的產品有一個比較大的比例，高端高質量的較少，關鍵技術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三是同質化競爭嚴重，低端產能嚴重過剩，產業內分工不深，對細分市場的開發嚴重不足。
而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運行模式將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一是產業鏈的含金量將大幅提升。過去我們是“兩頭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場都在外，我們賺一點加工費、辛苦費。盡管這種加工貿易給我們帶來了一定的就業，但由于只占整個產業鏈的一個環節，對就業的拉動也是有限的。
現在，在內循環下，我們將通過補鏈、擴鏈形成水平分工與垂直整合相結合、“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產業鏈集群。這樣的產業鏈集群不僅將吸納大量就業，還將帶來更高含金量的經濟績效。
比如產值為100億元的加工貿易，由于“兩頭在外”，一般只有10%-12%左右轉化成本地的GDP；而內循環模式下，如將上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業集群到一定的空間區域內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產業鏈集群，同樣100億元產值帶來的GDP將可能達到30億-35億元，也就是說將會有30%-35%的GDP轉化率，產業鏈的含金量將會更高。
二是供應鏈的安全性將得到有效保障。疫情之下，各國各地區的隔離阻斷，首先就會對全球供應鏈帶來巨大沖擊，停工停產導致鏈上企業原有的產品訂單沒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貨也因為物流中斷等原因消失了。
一些地區的企業即便有復工復產的能力，也會因為沒有訂單、沒有零部件供應而處在不得不停工的狀態。但是我們此前也在蘇州、重慶等地看到，由于這些地方產業鏈相對完整、產業集群自成體系，供應鏈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國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訂單轉移到了這些地方。
這些地方不僅滿血復活，還在加班加點，訂單出現了逆勢增長。這也說明，內循環為主下的產業鏈集群要比“兩頭在外”、高度依賴國際供應鏈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價值鏈的韌性得到全面增強。雖然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仍有很多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過去，在外循環拉動為主體的模式下，習慣的思維就是買買買、以市場換技術。
然而，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而且，長期習慣于這種分工格局，容易被鎖定在“微笑曲線”的低附加值的底層中間區域，也容易被人“一劍封喉”。
推動以內循環為主的增長，要求我們更加重視關鍵環節的研發、更加重視創新、更加重視品牌。
事實上，我們也已經具備了沿價值鏈向上攀升的條件：我們有4億的中等收入群體，對高品質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為我們廣大的中小企業開展創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為豐富而便利的市場。
過去要靠國外高端客戶來積累技術、培育市場的情形，現在在家門口就可以解決了。特別是互聯網+制造業的全面滲透，近幾年陸續涌現出的以智慧化、個性化和定制化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這種趨勢的反映。
3. 經濟的循環流通將以更高標準的市場體系為支撐
高標準市場體系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是高標準的商品市場的體系，一個是高標準的要素市場的體系。
外循環拉動下，經濟增長較為粗放，靠的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產、輕消費、訂單為王、重商主義，經濟長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
轉向內循環為主，不僅意味著要進一步打通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環節的梗阻，形成更加暢通的經濟循環，還要通過推進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和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為著力點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說得簡單一點，外循環拉動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勞動力和土地等足夠便宜，外資就來了），內循環驅動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政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4. 支持企業家創業創新的營商環境將更加公平穩定可預期
有一個持續的社會資本投資的積極性，是內循環下經濟生生不息的基礎性特征。
企業家愿不愿意擴大再生產、愿不愿意從事創新性的冒險活動，與其對經濟的預期、市場競爭是否公平、產權是否得到有效保護有關。
判斷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全部民企的凈資產增長率，即每年有多少企業利潤未分配、留存下來成為凈資產，有多少社會股權資本注入實體產業。
如果一個地方每年的民企僅僅是總資產在增加，凈資產不增加，則說明負債在增加、經濟杠桿率在增加，有可能產生泡沫。
如果全社會企業盡管有利潤但凈資產在減少，就說明有更多的企業在虧損或者是有企業在轉移資產。
內循環下，提高社會資本投資積極性，最為關鍵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構建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穩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營造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預期。
而關鍵之關鍵在于落實好最高領導人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提出的6條舉措：一要切實減輕企業稅費負擔；二要采取措施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三要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別是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四要完善政策執行方式，將“加強產權保護”落到實處；五要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六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
落實了這6條，海量的民間資本一定會在內循環為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躍起來。
5. 就業、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務將更加均衡普惠持續健康
一是將形成以就業帶動就業的良性循環。大企業強國，小企業富民。中國現在有1.2億個市場主體，其中8200多萬個個體戶、3800多萬個中小微企業。
這些個體戶、中小微企業既是大工業大商業產業鏈配套的主體，又是吸納就業的主體。如果每個個體戶和中小微企業背后各有一個家庭的話，這1.2億個體戶和中小微企業將涉及4億人的生活收入。
在未來，需要有更多中小微企業服務內循環，意味著增加就業的載體也會更多。一個人就業了、形成了消費，就會形成其他中小微企業的需求，其他中小微企業反過來會增加就業，以就業帶動就業的循環會更加順暢。
二是將進一步夯實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礎。現在城鄉差距仍然較大甚至在局部地區有所擴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財產性收入極低。
中國的農民97%的年收入就是他的勞務打工和務農收入，財產性收入只占3%。怎么樣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這是提升內循環效率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題。
最近采取的措施如被征地動遷的農民的土地和城市的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入市拍賣，扣除成本費用，拍賣的錢全部歸農民和集體組織，就是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重要手段。
另外就是現在已經開始實施的農村土地占補平衡、增減掛鉤指標跨地區、跨省交易，也將增加農村農民的財產性收入。這是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2020年通過立法開始真正實施。
三是將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內循環下要防止脫實向虛，就需要矯正現在房地產一業獨大、房價過高擠占居民消費的現象，大力建設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調控房地產市場價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強其他消費能力。我認為10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體上50%是商品產權房、30%是商品租賃房、20%是政府保障房。
四是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會更加均衡普惠。這既是我國社會主義性質決定的，也是內循環的內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務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這個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自由創造。
3/ 今后二三十年，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
接下來，講講中國制造業。我認為，當下就應該搶抓未來的“四大件”“五大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從符合未來產業變革方向的整機產品入手打造戰略性全局性產業鏈”就是這個意思。
哪個國家、哪個城市能夠抓住熱點，就可能引領今后20年進入千家萬戶的耐用消費品產業發展，就有可能成為全球新一輪電子信息產業的引領者。
今后二三十年，能夠形成萬億美元級別市場的“五大件”，大體上包括以下5種：一是具有智慧駕駛功能的新能源汽車。2020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占全球的41%，產銷量連續6年位居世界第一。
預計到2030年，中國每年新能源汽車的銷量會達到1000萬輛以上。在清潔能源汽車替代石化能源汽車的歷史過程中，由人工智能數字化技術為核心的智能駕駛功能也會逐步滲透融入新能源汽車中。
二是機器人。這里的機器人，不是生產線上的工業機器人，指的是家庭機器人，可以進行娛樂、家政服務，甚至陪伴老人生活、兒童學習的進入千家萬戶的機器人。未來這些機器人每年需求量將達到四五千萬臺，形成萬億元級別的市場。
三是頭戴式的AR/VR眼鏡或頭盔。這類設備目前還比較笨重，長時間佩戴在頭上人會覺得不舒服，但是以后會更加精巧、舒適，將替代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成為新一代計算和通信終端平臺，就像筆記本電腦、智能手機替代臺式機、大哥大一樣。
四是柔性顯示。柔性面板能以各種角度彎曲顯示，可以卷起來也可以攤開，而不是像傳統液晶面板一樣只能平板顯示。同時，柔性顯示與激光顯示結合，能夠實現多種場景的影像展現。
五是3D打印設備。3D打印使得用戶足不出戶就可以個性化定制產品。未來隨著打印工藝不斷進步、打印材料的適用范圍逐步擴大、設備售價進一步降低，3D打印在家庭生活場景下的應用將更加普及，對于3D打印設備的需求也將達到每年上千萬臺。
大家很容易形成一種慣性思維，認為老一代“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在新一代“四大件”“五大件”的發展中也一定能取得領先。
然而實踐表明，老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做得好的城市，原先的產業基礎可能變成包袱，新一代的產品可能反而跟不上了。
就比如新能源汽車行業，目前中國銷量排名領先的新能源汽車品牌中，大部分都不是老牌汽車巨頭，往往都是從無到有、后來居上的。原因就在于，新能源汽車與傳統燃油車在生產線、生產工藝方面是完全不一樣的，老牌汽車巨頭轉型電動車反而有難度。
能夠在新一代的“四大件”“五大件”產業中取得領先的，更多的是從無到有、后來居上的城市。對此，要積極進行前瞻性布局，主動出擊，圍繞這些重點產業形成一批空間高度集聚、上下游緊密協同、供應鏈節約高效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鏈集群。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明白，工業強國的關鍵是科技強國。當我們的基礎科技在高精尖的部件方面能與時俱進地跟上摩爾定律，每2-3年芯片技術進化一代；當我們的產品開發每20-30年能引領全球新一輪整機產品的制造。
我們就能自己形成一批控制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鏈頭”企業，主導一批外包、代工的龍頭企業，并由鏈頭企業和代工龍頭企業根據“產地銷”和“銷地產”的原則在全球布局產業鏈。
作為取得世界工業規模第一已十多年的中國工業，再過十幾年，不僅具有制造優勢、規模優勢，而且具有全球產品技術開發優勢、品牌優勢、布局優勢，真正掌握未來全球產業鏈布局的主動權，實在是理所當然、勢所必然的事情。
但同時，我們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國的制造業還有一些關鍵環節受制于人，不僅阻礙中國制造業進一步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也容易引發產業鏈安全風險。
我在這里重點舉幾個例子，包括高端數控機床、高端軸承、高端科研儀器設備、航空發動機，等等。
1. 高端數控機床
數控機床適用于復雜、精密、小批量、多品種的零件加工場景，被譽為“工業母機”，是裝備制造業的核心生產基礎。
我國是全球第一大機床生產國和消費國，2019年產值和銷量分別占全球的23.1%和27.2%。但從整體來看，我國機床行業仍存在4點不足：一是機床整體數控化率不高，以金屬切削機床為例，目前在43%左右，而德、日、美等國家長期在75%以上，并且我國自主研發的數控系統與全球領先水平差距較大；二是國產機床主要處于產業鏈中低端，高檔數控機床還是進口品牌占多數；三是國產高檔數控機床在靜態精度指標方面己經能夠基本達到國際先進產品的水平，但是在動態性能、精度保持性和可靠性方面不足；四是高端產品的核心零部件，比如主軸、絲杠、導軌等國產化率不夠高。
可以說，高端數控機床方面的短板是中國制造業實現更高質量發展、向更高層級躍升的重要制約。
2. 高端軸承
軸承之于機械裝備，相當于關節之于人體，是提升操作精密度、降低摩擦系數的關鍵。
世界八大軸承集團建立了很高的技術和市場壁壘，占據了全球70%左右的市場份額。我國軸承企業經過不懈努力已經具備相當的技術實力，許多關鍵零部件，比如軸承鋼球、軸承套圈、密封等進入國際軸承巨頭的供應體系，成品軸承大量出口海外，是軸承凈出口國，國際市場占有率在20%左右。
另一方面，雖然我國軸承的總體自給率已經達到80%，但是以中低端產品為主；在風電、先進軌道交通、高水平軋機等領域所用的高端軸承還是以進口為主，國產高端軸承的精度、振動、壽命、可靠性和高速性能方面仍然比不上歐美和日本的產品。
這背后反映出國內軸承產業在高端軸承鋼和生產制造設備、加工工藝上的不足。換言之，中國高端軸承發展的關鍵就是要提升這3方面的技術實力。
3. 高端科學儀器設備
科研儀器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基礎工具、開展科學研究的重要前提、進行檢驗檢測的關鍵裝備，涉及材料科學、精密機械、光學、微電子、生物學等多個學科的交叉應用。雖然這一行業的產值不算高，但是對于整個科研體系和國民經濟都起到了支撐的作用。
目前中國科研儀器的發展與美國、日本、德國、瑞士等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2016-2019年中國大型科研儀器的進口率達到70%，在高端科研儀器領域進口率則更高，這不僅導致中國在這一領域的巨大貿易逆差，國際儀器巨頭憑借壟斷地位對售后服務、零配件收取不合理的高價。
更為關鍵的是，科學儀器受制于人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科研體系的命脈掌握在他人手中。在中美兩國博弈長期化的背景下，中國對于進口科學儀器的依賴無疑加大了科技領域被“卡脖子”的風險。
分析原因：一是國產設備在穩定性、精密度等方面的差距；二是配套體系不夠完善，國際儀器龍頭大多形成了整機、零部件、配套設備、試劑耗材以及服務的全流程配套體系，缺少其中任意一環都可能對科研活動帶來不便；三是國際儀器龍頭長期壟斷帶來了權威性和用戶依賴，很多從海外高校和實驗室回國的科研人員也習慣了使用進口儀器。
所以，盡管國產設備的性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但是大量科研院所還是傾向于高價購買進口設備。
總之，科研儀器的發展是一個國家基礎研究能力和裝備制造水平全方位進步的結果，需要不斷投入和長時間積累沉淀。
4. 航空發動機
航空發動機是飛機的心臟，在高溫、高壓、高應力、高轉速的極端惡劣環境下持續高負荷運行，技術極為精深，研發投入巨大，開發周期漫長，并且與一國的基礎工業水平高度相關。
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球航空發動機的研發和制造由歐美主導，中國的航空發動機起步較晚，經歷了測繪模仿、自主改進、自主研發3個階段，在自主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與國際一流相比，綜合實力仍顯不足。
首先是在關鍵原材料上的差距。比如高溫合金，具備抗高溫、抗氧化、抗腐蝕和抗蠕變等性能，主要用于燃燒室、壓氣機、導向葉片、渦輪葉片、渦輪盤等部件，用量可以占到航空發動機總重的40%-60%。在這方面，中國目前的進口依存度仍然較高。
其次，我國航空發動機在關鍵零部件方面相對落后。比如葉片是航空發動機中數量占比最高、最關鍵的零件之一，其中渦輪葉片處于最惡劣的工作環境之中，對于制造工藝提出了極高要求。
最后，在發動機整機制造領域，民用航空發動機市場基本由歐美壟斷。總而言之，中國掌握航空發動機的核心技術，建立完整的航發產業鏈，對于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具有重大意義。
其他還包括基礎原材料、工業軟件、高端醫療器械、高端光學設備等，這些領域都屬于工業基礎能力的范疇，是中國制造業進行全力攻堅的重點方向。
4/ 中國經濟，何時趕超美國？
接下來講講中國經濟何時能趕上美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8%-9%的增速，是美國同期經濟增速的4倍左右，經濟實力明顯提高，經濟總量對美國的比重由1978年的6.3%提高到2020年的66.5%（根據2010年美元不變價計算，以下皆同）。
美國和歐洲的經濟界和智庫機構根據過去10年這一增速的趨勢，預測中國經濟的總量將在2028-2029年左右超越美國。
但這個預測是基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3倍的假設，具體能否實現，變數很多。特別是近幾年隨著中美戰略經濟競爭加劇，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什么時候超越美國。
對美國而言，以對抗、競爭、打壓中國，遏制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已成朝野上下、兩黨精英的政治抉擇。無論是前任特朗普政府還是現任拜登政府，都把對抗、競爭、打壓中國放在首位。
這種對抗打壓中國的政治立場將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趕上美國的全過程，只有中國綜合國力超過美國5年、10年、20年后，世界經濟進入新格局，才會逐步終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的預測，今后幾年美國經濟發展會有所加快。美國仍是世界頭號強國，擁有最強大的科技、軍事和金融實力。
全世界最具競爭力和創新力的高科技企業絕大多數在美國，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響力的資本市場在美國，全世界最強的高教資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國，美國仍是引領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主力軍。
不排除美國的這些“硬”實力被美國政府有效利用，進而轉變成支撐美國未來10年長周期穩定增長的“巧”實力。基于上述分析，我認為，未來15年，以最保守的估計，中國經濟的不變價增速應能保持2倍于美國的增速，確保在未來15年內超過美國。
根據測算，若美國經濟保持過去10年的平均增速，中美經濟增速倍率按2倍計算，并考慮到人民幣匯率上升因素，中國經濟趕超美國會在2035年左右實現。但若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倍率降到1.5倍以下，那趕上美國的目標將會被拖到2070年。這個時間太漫長了。
總之，認為中國經濟5年、8年能超過美國的判斷，過于樂觀激進，認為中國經濟2035年、2040年還追不上美國，又太低估了自己。
因此，我們應該將經濟總量2030年超過美國作為努力實現的目標，2035年左右超過美國作為未來12年的基本目標、底線目標。
因為這關系到全球資源的配置。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就在這12年內。中國經濟總量要在這12年內趕上和超過美國。
盡管那個時候中國在金融、科技、軍事等方面與美國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但這畢竟是中美力量對比開始發生顯著變化的一個重要方向標。
5/ 中美脫鉤下，世界的5個“不會變”
最后一部分，講講中美關系。近年來，美國先后對我國發動貿易戰、科技戰，意圖對我國極限施壓，全面遏制，“脫鉤”或以“脫鉤”相威脅已成為美對華政策工具箱內重要的戰略威懾和戰術打擊工具。
不論是從近期政策動向上看，還是從長期戰略上看，今后一個時期，美國朝野兩黨、參眾兩院都會采取對華強硬政策，把中國作為主要長遠對手長期遏制打壓。
總的看，圍繞“脫鉤”與“反脫鉤”的斗爭，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并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如果把這幾年美國政府和政客反復炒作的這些脫鉤的措施歸納一下，大體上包含貿易脫鉤、投資脫鉤、科技脫鉤、教育脫鉤、互聯網脫鉤、資本市場脫鉤、金融市場脫鉤、SWIFT網絡脫鉤、外匯市場脫鉤、國際規則脫鉤10個方面。
并且可以分為3部分：1. 高風險脫鉤事項。美國可能在科技、互聯網和國際清算網絡這3個方面對華進行“劇烈脫鉤”；2. 中風險脫鉤事項。美國可能在對華貿易、投資、資本市場和教育人文交流這4個方面對華進行“半脫鉤”；3. 低風險脫鉤事項。美國可能在金融機構、外匯市場、國際經貿規則和體系這3個方面與我國只發生“輕度脫鉤”。
而關于我們的應對原則：第一，應該按照毛澤東主席20世紀40年代后期向全世界講的，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戰略上要藐視它；毛主席又說帝國主義是真老虎，戰術上要重視它。也就是說，對這“十個脫鉤”，戰略上我們藐視它，戰術上要重視它，這是一個原則。
第二，應該遵照中央在過去幾年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時的4個原則：1.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這句話也是當年毛主席說的，現在一樣有效。面對中美脫鉤，我們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不能心存僥幸。不能寄希望于這個總統下來了，新總統上來了，就可能完全跟原來的總統對著干，又跟我們談合作。美國人和中國搞脫鉤，不僅僅是個人行為，有它內在的必然性。所以要丟掉幻想，準備斗爭；2. 保持定力，增強信心；3. 守住底線，靈活應對；4. 抓住關鍵，克服短板。這就是《孫子兵法》說的，要取勝，先為不可勝，而后可勝，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薄弱環節彌補好，使得敵人、對手無法戰勝你，然后在別人無法戰勝你的時候，你找到機會，再戰勝對手，也就是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總之這4個原則32個字，最徹底地體現了毛主席的名言，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具體闡釋了怎么重視、怎么藐視。實際上這4個原則就體現了這么一個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可以說，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中美“競合”關系中競爭的一面將更加突出，各種形式的“脫鉤”將成為新常態。
但“脫鉤”不一定意味著中美關系全面破裂，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然發生中美利益格局的重組與重構。
這個世界在變，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但是不管怎么變，不管美國的政客怎么換，不管它的脫鉤政策推進到哪一步，不管逆全球化的措施怎么推進，最終的結果，我認為世界有5個不會變：
第一，全球化大趨勢不會變，但一只獨大的全球化特征會演變為多極化。
全球化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趨勢，不是那些政客逆全球化，就能讓全球碎片化，特別現在是信息社會，網絡把整個世界攪在一起，所以全球化趨勢不會變。
但全球化格局中一個趨勢倒會變，就是過去40年由美國一個超級大國統領的全球化、一枝獨大的全球化，會逐漸演變為二三十年以后，也許美國是一極、歐盟也是一極、中國也會是一極，俄羅斯、日本、英國這幾個國家也將成為比較重要的一極，也就是多極化的全球化。
第二，亞洲經濟日益成為世界經濟的“重心”這個趨勢不會變。
70年前，亞洲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只有10%。到了20世紀80年代，亞洲經濟占世界經濟17%。過了40年，現在亞洲經濟占世界經濟的37%。
我相信亞洲經濟占世界經濟的比重一定會呈現繼續加大趨勢，再過30年將占世界經濟總量的50%。
如果亞洲占50%，歐洲、美洲其他所有國家加起來占50%，這個格局就跟二戰后美國GDP占世界50%的狀況反過來了。
亞洲占50%，中國在里面可能要占世界的30%。說世界中心向亞洲轉移，過去50年就在不斷地轉，未來30年還是會繼續這么轉。
第三，第四次工業革命引領世界經濟走出困境，這個趨勢不會變。
全世界已經經歷了3次工業革命，現在正在發生第四次工業革命。每次工業革命，不管是機械化——蒸汽機的革命，還是電氣化——內燃機的革命，還是信息化——信息高速公路計算機的革命，都使原有的、沉沒的經濟翻身，上新臺階。
現在的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數字化綜合平臺智能化的革命，就是第四次工業革命。最有意義的事情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人不僅參與，還能有一定引領作用。
第一次、第二次我們根本沒攤上，第一次清朝封閉，根本不參與；第二次中國人正好是遇上鴉片戰爭、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打了近100年的仗。中間還包括日本和俄羅斯在中國東北打的日俄戰爭。
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全盤跟進，我們正好改革開放，但我們不是引領者，我們是跟進者、開放當中的受益者。
第四次工業革命，我們不僅會跟進，一定意義上我們也是引領者，但不是唯一的引領者，美國、歐洲、日本也都是引領者，我們處在引領者的隊伍里。
第四，中國改革開放的趨勢不會變。
我們以內循環為主，但內循環下開放格局不會變。
第五，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的份額不會變。
過去三四十年，中國每年的經濟增長占世界總增長的30%。今后幾十年，中國哪怕經濟增長放慢了，原來百分之十幾，今后哪怕每年增長5%、4%，但我們GDP的基數從原來10萬億元、20萬億元增長到現在100萬億元，增速雖放緩了，但基數很大，照樣是世界增長總份額的30%。這個份額也不會變。
在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跟世界一起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功能，所發揮的作用會彰顯出來。
最后用一句話總結，越是美國人搞中美“脫鉤”，甚至拉攏它的盟國孤立中國，中國越要開放，越要融入世界。
